1
在湖南求学期间，教员与萧子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他们不仅在校园中共同探讨学问，更携手踏遍湖南五县，畅游山水之间。可以说，萧子升是教员的首批亲密战友。
然而，步入1920年代，教员与萧子升走上了各自的道路，这成为了他们初次经历的亲密战友的分离。
理清教员与萧子升之间的关联，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究教员在青年时期的经历，揭示他与战友间的分歧所在。同时，通过对萧子升的研究，我们亦能对“清高而单纯的文人学者”这一群体获得更为全面的理解。
2
教员与萧子升的初次相遇，大概发生在1910年左右。
“今日，我们选拔了一位未来之国栋梁。”
东山高等小学有一位物理教师，名为萧岳东。恰好，他同时负责教授教员班的课程，因此，教员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萧岳东的学生。
萧岳东之子为萧子升和萧子暲。
萧子暲，后称萧三，著名诗人。
渐渐地，教员与萧子升、萧三之间的相识逐渐加深。
教员与萧三关系迅速升温。
教员对历史与地理的书籍情有独钟，入学伊始便挥毫泼墨，撰写了《救国图存论》与《宋襄公论》等佳作。国文老师对他的文章赞誉有加，称其“似有仙骨在身，气宇轩昂，如黄河之水，奔腾不息，一泻千里”。与此同时，萧三亦热衷于阅读此类书籍，常手不释卷，研读《世界英杰传》。
共同的兴趣使得萧三与教员结为知己，进而将《世界英杰传》一书慷慨借予教员鉴赏。
教员阅毕此书，于华盛顿、拿破仑、彼得大帝等章节间，密密麻麻地标注与圈点，使得原本整洁的书籍变得斑驳不堪。然而，萧三并未对教员此举有所责怪，两人依旧如常，就书中知识及国家大事展开深入的探讨与指点。
萧子升年纪虽略逊于教员，但年级却高出一线，故而。于东山高等小学，教员与萧子升之间维持着学长与学弟的交情——彼此相识，相遇时仅以点头致意，寒暄数语，却未深交。
转眼间，一年之期将至，三人相继抵达长沙，并先后踏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门。
此处，教员与萧三间依旧保持和谐的交往，而与萧子升的相处则依旧维持着平凡的水准。
萧子升曾言：“身为高年级学子，而彼乃初入校园的新生。学业繁重，故而既无暇亦无心情，与这些低年级的同乡探讨所谓的乡情。”
教员成绩斐然，与父亲及弟弟之间的关系亦和睦相处，然而萧子升并未主动与其交往。此情此景，亦足以说明……萧子升自视甚高，内心深处对那位土气朴实的学弟——教员，抱有一种不屑的态度。
关系升温，教员主动邀约。
昔日，湖南一师有一项规章制度，要求全校十余个班级的学子们，每周必须各自撰写一篇文稿。随后，各班从中精选数篇，呈交教师委员会审阅。教师委员会则在此过程中层层筛选，最终挑选出三四篇佳作，并将它们张贴于展览室，供全体学生观摩学习。
萧子升的文稿频繁入选，成为同学们学习的典范之作，而教员的文字虽偶有被选，但更多情况下，阅读的焦点仍落在萧子升的篇章上。
一日，教员与萧子升于走廊偶遇，教员率先致以问候：“萧先生”，随后以谦卑的姿态与萧子升交谈，并恳请课后能至萧子升的教室，一睹其昔日撰写的文章。
面对这种敬畏与迎合的目光，萧子升并未予以拒绝，而是应允了教员的恳求。
教员与萧子升关系渐好。
1915年12月，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抵制袁世凯称帝的浪潮。当时，诸多教员纷纷站出来，发表反对袁世凯的演讲。他们还将汤化龙、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的反袁文章汇编成册，并交由萧子升题写书名。
萧子升欣然应允，挥毫泼墨，题写“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”，以此作为反对袁世凯的文章汇编的名称。
1917年夏日，萧子升精心撰写了一篇读书笔记，题名为《一切入一》，随后便将此笔记呈递至恩师手中，恳请其在扉页赐予墨宝。
教员欣喜若狂，挥毫泼墨，即刻于萧子升的读书笔记之上题写了序言——
“君已决意定此书稿，赐名《一切入一》，特命我挥毫题写卷首之语。”
“夫百丈之高楼，起初不过一块基石，逐步累增至两块、三块、四块，直至万石之基。学问之道亦同理，今日记一事，明日悟一理，日积月累，终成广博学识。高楼始于坚实的基础，江河源于细流汇聚，关键在于个人的勤求与积累。”
尽管教员与萧子升结为莫逆之交，然而二人性格迥异，这注定了他们必将选择截然不同的道路，分歧的产生不过是时间问题。
3
湖南一师时，教员进步快。
初入校园未久，他即罗列了诸多学习上的挑战以及社会变革的课题。在自我探索的同时，亦向导师虚心求教，急切渴望探寻解决问题的良方。
在闲暇之际，教员潜心研读了《资治通鉴》与《读史方舆纪要》，由此对中国历史与地理的认知，达到了宏观高远的境界。
在这一过程中，教员常遭遇诸多细枝末节的问题。为此，他往往暂时偏离了经典文献的框架，转而借鉴其他学者的观点，以期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。在某个阶段，为深入研究我国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，他毅然决然地将图书馆中所有与中国历史相关的书籍悉数借阅。一本一本地读，一年一年地记。
因借阅书籍之频繁，教员与图书管理员熊光楚已结为至交。
教员除读书外，亦爱读报。
在日复一日的报纸阅读中，他总会随身携带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世界地图册。每当遇到陌生的地理名称，他便会迅速查阅地图册，直至明确该地所属的国家、省份乃至县级行政区划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教员对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各国的大小城市、繁忙港口、浩瀚海洋、奔腾江河以及崇山峻岭等地理单元，以及这些地域发生的种种事件，都了如指掌。
有人感到困惑，便询问道：“只是看看报纸而已，何须如此深入探究呢？”
教员说：“过往的岁月如同堆积的报纸，而报纸则记录了当下的历史篇章。阅读它们，能让我们汲取到丰富的知识。”
渐渐间，教员被誉为“时事百科”，每当同学们对某些时事问题感到困惑，与他一番探讨后，便能迎刃而解。
在那个风起云涌的一战年代，湖南一师的同窗们，每当夜幕低垂，晚饭过后，便会结伴至湘江之滨或是岳麓山脚漫步。这时，教员便会向他们娓娓道来关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新闻，内容涵盖了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遭刺杀的真相、德国威廉二世的出兵原因、凡尔登战役的艰难、英法两国的结盟历程、美国如何从战争中渔利，以及中国如何在日本的压力下艰难应对等种种历史事件。
教员的剖析，堪比“国际与国内军事政治报告”，条理井然，首尾相连。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，其中不乏有人忍不住评论道：
“我们也曾翻阅过报纸，却不及你分析得透彻。真是佩服你的头脑啊。”
数年如一日地研读，教员已跻身博古通今之列，胸纳古今，手揽乾坤。即便置于今日，他亦能迅速崛起，成为拥有千万粉丝的时政领域意见领袖。
在现有的资料记录里，萧子升似乎并无相似的学习背景。他依旧保持着往昔的习惯，沉醉于那些文学色彩浓厚的书籍之中，笔下流淌的文字亦多与现实脱节。
各自的学习背景，使得教员与萧子升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——教员倾向于立足现实，专注于解决实际问题；而萧子升则更倾向于理论，偏好将理论应用于现实之中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教员与萧子升之间的分歧便应运而生。
位于湖南一师门前的牌匾上，镌刻着由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“德智体美”四个醒目的大字。
导师深信，我国历经磨难，亟需强化“军事教育”。蔡元培教育理念切合中国现实。萧子升深信，我国亟需注重“美育”的培育，鉴于古代诗词、文学与音乐均推崇德行之至善，美育能有效地助力学子塑造高尚的品德。
这种分歧，实则源于现实主义者与理论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差异。
1917年夏日，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正值放暑假之际，教员与已毕业的萧子升共商，决定不带分文，踏上湖南各地的游学之旅。此行旨在考察历史变迁、地理风貌、民间风情，同时深入探究社会生态，以期从书本之外汲取那些难得的、鲜活的知识。
此次游学历时一个月，他们踏遍了长沙、宁乡、安化、益阳、沅江等五地，行程累计九百余里，收获颇丰，堪称圆满成功。
在游学的旅程中，两人的分歧再次显露无遗。
谈及我国家庭观念，萧子升曾言：“子嗣非家庭之全部，过分强调国家观念或家庭观念均存弊端。子嗣应视为全球公民，肩负起对整个社会的责任。”
教员对萧子升的观点持有异议：“当前，国家利益理应高于个人利益……一个优秀的国家理应保障其民众，由此，民众亦应肩负起捍卫国家的责任，他们是国家的公民。在未来的理想国度里，国家将承担起抚养和教育的重任，关照儿童成长。”
萧子升所追求的是无拘无束的自由，立志成为一位真正的世界公民；而教员心系的是国家的强盛，渴望全体国民团结一心。
“难道因为刀可以用于杀戮，我们就不去制造刀吗？刀既能造成伤害，亦能雕刻艺术品。同理，政治权力既能导致国家的破坏，也能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。”
萧子升与古代隐士一般，对权力持有深深的厌恶之情。教员则视权力为一种工具，其善恶之分，全在于掌握它的人。
他们步履所至，争论随之而来，无人能够真正使对方折服，最终教员只得无奈地叹出一句：“这些道德教诲在理论层面看似庄严而崇高，却无法挽救那些濒临饿死的生命。”
穷游结束后，萧子升感叹道：“我如今方才深刻体会到了那句俗语‘叫花做三年，给官都不换’，乞丐的生活的确是彻头彻尾的自由。”
教员与萧子升的思想观念，相去甚远，宛若风马牛之不相及。
4
游学之旅虽落幕，教员与萧子升虽在思想观念上存在分歧，却并未对此二人的友谊造成任何影响。
1918年四月，他们与萧三、蔡和森、罗章龙等同仁携手，共同创立了新民学会。学会内，萧子升被推选为总干事，众人矢志不渝，立志投身于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事业”。
两个月后，新民学会正式作出决议，决定组织成员赴法国勤工俭学。萧子升与蔡和森作为先锋，率先前往北京，着手筹备相关事宜。其他成员则稍后陆续进京，投身于留法预备班的培训之中。
赴法勤工俭学成为了新民学会的一桩要事，然而，正是这一举措，最终导致了教员与萧子升之间关系的破裂。
具体原因为两方面。
思想观念裂痕难弥合。
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硝烟和我国五四运动的浪潮，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开始在中国大地蔓延。
虽未踏足法国勤工俭学的土地，但凭借着博学多才的深厚底蕴，教员自然而然地接纳了马克思主义，立志以暴力革命的方式革新中国，矢志不渝地投身于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。
萧子升赴法国深造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与法国人文精神的熏陶，其思想逐渐倾向无政府主义。在此过程中，他形成了“以教育革新国家”、“推行温和革命”的独到见解。
在湖南期间，教员与萧子升在思想观念上存在分歧，然而，由于双方均未寻得实现自身理念的路径，这才使得他们的关系得以维系。如今，他们各自找到了所信仰的主义——一方倡导以暴力革命，另一方则主张温和变革，因此，他们之间的距离自然会愈发拉大。
他们长大了，面临现实。
在投身赴法勤工俭学的过程中，萧子升邂逅了运动的创始人李石曾。此后，他担任了华法教育会的秘书一职，并作为该会的代表，提前赴法国筹备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各项事宜，从而成为推动这一运动发展的关键人物，肩负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使命。
由学生、教师之身跃升至如此显赫的职位，萧子升心中不禁涌起一股“天下风云，尽在我辈”的豪迈之感。
或许正是此刻，萧子升窥见了光明的未来，肩上承载着难以割舍的重担。
教员对社会有着深刻的洞察，他深知国家繁荣昌盛与个人幸福息息相关，因此他的全部心思都倾注于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的伟大事业中，全然不顾个人前程与负担。
于是，随着1921年夏天的脚步临近，新民学会的成员们便自然地分化为两个群体——
教员及蔡和森等同仁力主采纳马克思主义理论，以暴力革命手段重塑我国面貌；而萧子升等同仁则倾向于温和的革命路径，主张通过教育手段来变革国家。
在当前状况下，导师与萧子升再度展开了激烈的辩论，双方均未能达成一致。最终，导师提出了一句质问：“你是选择加入我们，还是打算终身做一个绅士？”
萧子升未与教员同行。
至此，那些曾共同探讨天下大事的亲密战友，终究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。
5
岁月各异。
教员自是不言而喻，其革命生涯波澜壮阔，彻底重塑了中国之面貌，亦改写了世界之格局。声名远播，四海皆知，亿万人敬仰膜拜。
萧子升随时代潮流而行。
在赴法勤工俭学的过程中，萧子升凭借努力谋得华法教育会秘书一职，这成为他仕途生涯的起点。自此，他紧紧依附于李石曾，立志追随其步伐。
1924年，李石曾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，享有显赫地位与重要影响力。此后，他投奔蒋介石麾下，成功为萧子升谋得农政部次长的要职。
萧子升的职业生涯并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。不久后，他被调任为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，从此基本上淡出了政治舞台。到了1934年，萧子升又因涉嫌牵涉“故宫盗宝案”而声名狼藉，此后他的仕途进步已无可能。
萧子升自称厌恶权力，然而终究未能免俗，向权力低下了头，却也在权力的脚下被无情地摒弃。
1949年，萧子升随国民党政府迁台，三年后，他又迁移至南美洲的乌拉圭，直至1976年方才定居。
往日的知己，如今各在天涯，萧子升是否曾有过悔意？
正如萧子升所言，他未曾有过丝毫懊悔，始终坚守着无政府主义与温和革命的理念。然而，步入晚年之际，他著作了一部回忆录，其核心内容集中于湖南求学时期的往事。然而，在字里行间，不难发现对教员的不敬与侮辱。
“毛费劲读那两本旧小说”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他在此过程中掌握了众多生字，发现阅读书籍的难度已明显降低。在日复一日地劳作于那些令人生厌的任务中，他不禁沉浸于书中的故事，回味无穷。
“毛的目光落在那道墙上，那所学校于他而言宛若一座坚固的城堡。他挺起胸膛，勇敢地迈向了墙内那道大门。”
来自第四师范的学生，与一律身着制服的第一师范学子相比，显得不那么规整。他们的着装各式各样，宛若一群刚刚征召的新兵。其中一位新兵，身材魁梧、手脚粗大，身着粗布衣裤，脚蹬破旧的鞋子。这位年轻学子便是毛。
“对我的学习，他（杨昌济）颇为满意，我的试卷常常被他赋予满分（100分）的赞誉，甚至还要额外增添5分。毛先生曾撰写过《心之力》一文，同样收获了杨先生那著名的100+5分评价，他对此深感自豪。
.........
此类描述，屡见不鲜。
这些话让人感觉是，萧子升与教员之间的人生差距显著，他心中充斥着不满、嫉妒与自卑，于是试图在两人差距相对缩小的时代背景下，刻意贬低教员，借此来填补内心的优越感。
萧子升似乎后悔了。
曾以为寻得一条稳妥向上的途径，却不料此后的人生轨迹竟全然是下坡。在乌拉圭那温暖的阳光下，萧子升是否曾忆起，那个1921年夏日午后的一份宁静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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